透视媒体文化报道的怀旧现象

画面。换言之，文化报道对往事的再现并非客观地回忆过去，而是根据当下的社会框架对其进行了重构。这种重新阐释过去事实的手段达到了巩固自身主体同一性的目的，即通过对群体起源（诸如历史记忆、共同信念）的重复，强化了民族、国家的共识。而这些共识其实也正是处于精神荒漠中的人们所渴求的。

    不过，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躲避高调、消解崇高成为人们另样的心理，宏大主题、官方姿态等容易引发受众抵触情绪，甚至产生信任危机。因此，将意识形态隐藏在文化报道之中，摒弃高度化的新闻话语，通过怀旧手段重构集体记忆，在追溯的氛围里展开新闻叙事，可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3. 作为文化记忆的受者，怀旧是一种释放。

    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中扮演角色外，媒体也是文化的传播者和承继者。在工作中，很多媒体从业人员都致力于弘扬人文精神，而践行怀旧正是人文情怀的表现形式之一。

    （1）中国媒体受“史家办报”传统的影响较大，“取鉴资治、垂训道德”的史家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这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执着于历史”，导致“历史意识的发达”。中国近代报人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办报思想，如梁启超曾提出报人的努力方向是“鉴既往, 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史量才要求新闻从业者力求真实、办报治史，这就是被章太炎称之为“史家办报”的理念；蔡元培也曾说：“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发展至今，“史家办报”的传统不再局限于强调“媒体对历史发生作用”，它的表现形式更具多重性。其一便是文化报道甚至其他更多新闻类型中出现了怀旧倾向，媒体从业人员对档案、史料的兴趣日益浓厚。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之下，媒体发挥了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的作用，为国人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文化记忆。

    （2）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伴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急骤改变，西方人几百年才走完的思想历程，中国人要在短短30年内经受历练。在现代性、工业化的猛烈冲击下，国人意识游荡于现代社会文明所带来的商品性世界。在这种精神漂泊的状态中，国人渴望重拾传统，回归故园。而媒体从业者也正在反思，希望通过另一种表达方式，在记忆之中寻找过往经验，为迷茫者走出精神缺失的困境提供良策。

    文化报道的怀旧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表达了当代人对往日生活的眷恋。对媒体而言，怀旧是一种情怀的释放，其从业者借此彰显了历史责任感；对受众而言，怀旧则是一种情绪的实现，他们在其中找到了现实之外的规避空间。

后续思考：还需力戒“伪怀旧”

    到此，笔者突然产生疑问：除去文化身份的需要，媒体在前两种情形下的怀旧报道，似乎更多掺杂商业和宣传成分。那么，这种在文化因素之外还掺杂了其他影响因子的怀旧，实践过程中会不会成忧虑的缧绁而产生变异呢？笔者认为，以下两种情况就有可能导致文化报道怀旧的变异，并且已经在媒体上初露端倪。

    首先，媒体如果过分追求商业利益，将具有煽情、八卦、揭秘等色彩的往事纳入文化报道之中，就会使怀旧变得轻浮、调侃，只能迎合受众猎奇的心理。试看凤凰网“文坛往事”栏目中的若干标题：《郭沫若为何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到大寨去肥田》、《谁才是民国时期冠盖群芳的第一奇女子》、《沈括在家庭暴力中完成<梦溪笔谈>》、《辜鸿铭：操着十几种外语 留恋着一夫多妻》、《汪曾祺失恋两天两夜不起床朱德熙卖书请喝酒》等，虽然也是怀旧性质的文化报道，然而除去事实发生的时间较远外，大书特书名流雅士灵魂不朽、感情风暴、欲望苦海和厌倦痛苦，其内容与今日低俗的娱乐报道并无二致。

    其次，媒体过度强调宣传功能，怀旧不易突破高调话语的模式，难以畅言自身观点。例如有些纪念性文化报道，虽然篇目众多、题材广泛，但倾向却十分一致。这种赞歌式报道对思想日益活跃的民众而言，很难激发共鸣，受众对此往往敬而远之。

    总而言之，上述两种情况多是伪怀旧，其商业等意图十分明显。当然，面对伪怀旧的文化报道，受众的怀旧情结也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体现，抑或只是去观望故园故人的奇闻异事，充其量只是冷眼旁观的过客而已，结果只是让人感觉到伟大人物像雄鹰一样总喜欢把栖巢孤零零地筑在高处。虽然，世间万物不可能尽善尽美，但这种伪怀旧的文化报道还是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