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招领”电脑资料被警方带回调查

南京市鼓楼警方昨将该公司一负责人和电脑资料带回警局调查

大图：失物招领公司的存档资料都被警方带走。小图：公司就剩下老板一个人。

　　拾金不昧、物归原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老祖宗开始到今天深深扎根在国人的心中。去年9月，南京却出现了一家从事“有偿失物招领”的公司——定邦失物招领公司。该公司奉行的是“明码标价，有偿招领”，本报2010年9月26日A3版和11月16日A8版就对有偿招领公司开办后的连锁反应做过报道。昨天记者采访获悉，鼓楼警方终于出手了——已将该公司一名当班负责人和办公电脑资料带回警局调查，公司经营暂停。

　　生意做不下去了

　　记者昨天下午接到报料后迅速赶到位于中央门先锋广场四楼455号的定邦失物招领公司。眼前的有偿招领公司大门紧闭，与半年前开张时的高调情形迥异。记者敲门进去，发现公司里一片凌乱，原先摆放着待领失物的柜子柜门大开，办公电脑主机都不见了，原先设在公司最后一张靠窗座位头顶上的监控探头也被拆除。

　　记者找到了该公司的经理赵如林，他也刚从外面赶回来，此时一脸的无奈和沮丧。他告诉记者，公司半年来运营还可以，每天可做成二三十单生意，总体算是持平，去年年终大家还多少发了点奖金。他还说，本来对今年发展很有盼头，投入了6名业务员和4名办公室接待员。当然，因为业务上特别容易引发争议，开业半年来，被人投诉的次数也不少，也有过派出所、工商部门因为群众投诉举报上门调查，但前几次最后都没事，不知道这次是因为什么事情，动静搞大了，警察搬走了办公电脑要调查。

　　不仅电脑被警察取走调查，当时在公司里值班的人员也被警方带走，其中一个还是老板娘。记者采访赵如林时，他正试图拨打自己老婆的电话，可迟迟无法接通。“生意做不下去了”，赵如林言道，此时，桌上前台接待电话多次响起，基本上都是拾物者打来的，赵经理起先不想接，后来还是接了，仔细听完后说：“先记下电话，等业务员来了再联系你登记拾物备案。”他叹气说，不敢接电话了，以前最多就是警察喊他简单问询，这一次动静较大，看来生意要做不成了，不得不关门几天了。

　　为什么陷入如此困局

　　失物有偿招领公司突然被查，所为何事？记者从警方得知的原因是，该公司经营情况比较复杂，涉嫌非法盈利，投诉较多，正在详细调查。警方同时表态，很快会有处理意见，暂时不便透露。不过，从该公司开张半年的经营情况来说，的确是非不断，争议颇大，甚至早有学者断言，这样的公司办不长，究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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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赵如林自己认为，只要失物完璧归赵，就不能说是“昧”，不能说是捡东西据为己有而不还。而招领公司之所以收钱，主要是为支付找回过程中的成本，还要“让好人有好报”。赵如林认为，正如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一样，体现知恩图报也是美德，是对拾金不昧的有益补充。

　　而在记者采访中，一位报警投诉者陈女士却称，“知恩图报”这是对于被施恩者而言，也就是说是出于失物者自发主动地给予拾物者报酬，这与拾物者主动索取大有分别，自己如果丢失了一大堆信用卡，补办起来很费事，被人捡到了主动给予一点报酬，哪怕是现金都是无所谓的，但现在有公司夹在中间明码标价，像是个“失物倒爷”，她从心理上接受不了。事实上，从该公司开张之初，批评声中的“主旋律”就是拾金不昧是老传统不能丢，这家公司用纯商业行为去定价道德义举，不符合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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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在定邦失物招领公司看见，在公司新出的宣传册上，领回各种失物都“明码标价”，如：银行借记卡、存折、手机卡、借书证10元一个；公交卡、信用卡、餐卡、学生证20元一个；一代身份证、结婚证、信用卡30元一个；二代身份证、医保卡、门卡、驾驶证、U盾军官证、警官证、工作证、记者证、行车证、出生证明、准生证、退伍证、U盘50元一个；护照、学位证300元一个；毕业证开价则做了细分，高中及高中以下50元、中专100元、大专200元、本科以上（含本科）300元，等等。事实上，定邦公司很大比例的业务都是这些证件类的归还，其余证件还好商议，唯独在“驾照”、“身份证”、“户口本”这类证件上，争议最大，被投诉的次数也最多。

　　虽然赵经理辩称，物权法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拾物者当然主要是环卫工，他们捡来了东西交给公司，公司有6名雇用的业务员负责和环卫工联系登记，确保每件失物都有实名制登记。这些人员的劳动应该获取相应的报酬，所以不管是谁丢了或捡了东西，公司都免费帮助登记，提供上门服务，找到东西后，按购置或办理价值的40%收取费用，其中30%是给拾得人的报酬，公司只拿一成。但按照公民身份证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对于驾驶证、身份证、户口簿等公安机关核发的有效证件，除了公安机关以外，任何人无权扣留。警方也曾多次表态，即使在失主不愿付钱的情况下，“失物招领公司”也无权扣押，必须归还失主，然后公司方面依然坚持收钱取证，这就难免引来各种投诉和举报，认为“吃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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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在检索失而复得网站时，发现在洛阳也有一个人想开这样的公司，而她没有办成的原因就是，工商现在不能办理营业执照。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有严格的管理规定，首先经营范围要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办理，每个经营范围都有相应的代码对应，而有偿失物招领并不在此列。

　　江苏熙典律师事务所罗利军律师称，“有偿招领”这个新事物最为关键和致命的主要还是公司的经营“超范围”。南京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也表示，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经营范围和类别中还没有“失物招领”这种中介服务。严格来说，这家失物招领公司经营执照上注明经营范围是“计算机信息咨询和商务信息咨询”，实际上搞失物招领，有超范围经营的嫌疑，而在其实际经营中，也存在一些隐患，比如怎样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等。既然没有这个行业，行业规定、行业监督，甚至行业自律都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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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小偷勾结销赃”——这可是不小的罪名。当定邦公司开张之后，这样的质疑声就没有消失过。赵如林曾多次向媒体保证，绝对不存在“销赃”的问题，他们公司拿到的所有失物，都是有捡拾者实名登记在册的，可追溯，可调查。可问题是，在没有权威机构，或者是政府监管部门对这个行业进行监管之前，光靠公司负责人的说法，很难说服所有人。更何况，在实名登记的过程中，有没有漏登、误登、甚至故意错登的情况存在，公众也无从得知。

　　本报记者 范晓林 

　　图片摄影 范晓林

　　有媒体报道，国内失物招领市场发展最成功的是深圳，其中一家失物招领公司一年挣了100万元。郑州、上海、武汉、大连等地，也先后建起了失物招领企业。南京这家失物招领公司开张半年，且年终有奖金，证明公司业务有其“市场需求”。但因其不合法的“出身”，社会上有各种疑虑，因此面临生存危机，濒临夭折。那类似的公司还能再开吗？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说个国外的例子：

　　德国各市政府的公共事务局都有失物招领处。不管遗失的物品最初是交给了警察，还是交给了列车乘务员，都会统一被上交到失物招领处保管。工作人员会给每件物品一个编号，然后把编号输入电脑中。与此同时，德国法律规定，如果一件物品在失物招领处保存了6个月后仍无人认领，工作人员会联系上交物品者是否有兴趣认领，得到否定答复后，物品会被上交给市政当局拍卖。德国民法规定，对于价值超过1000马克的物品，上交者可得到相当于物品价值至少5％的钱作为奖励。但事实上，很多人都谢绝了这笔奖金。

　　“拾金不昧”是道德传统，我们倡导在全社会发扬这种好风尚，但要在社会更大范围内解决失物难寻回的问题，适当的酬劳奖励也是提升效率的一种办法，并且具有持久性。开失物招领公司的确能有业务，能有市场，因为社会层面上有这种需求，而寄望于通过这类中介牟利，则是在赚取“善举”的差价，这与中华民族的道德准则相违背，是为“不义之财”。

　　再从经济学与社会管理角度看，或许有人会说，以公司经营形式，依托市场交换的办法来解决失物招领问题，比单纯依靠人们发扬“拾金不昧”的美德更有效率。这话没错，但我们同时更应该看到，这并不是最经济有效的选择。以小利“诱惑”环卫工把捡拾物“向我靠拢”，再由我“标价发还”，既增加了现有的拾物招领中间环节，又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并没有提升返还效率。

　　可以说，从社会公德层面和经济学、社会管理以及法律层面来看，这样的公司都“站立不稳”，难以为继。如果查实南京这家失物招领公司“试水”经营中存在违法行为，那警方和有关部门就该理直气壮地查处并关掉它。但那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必须考虑如何在社会层面整合现有的失物返还机构，形成一个大的信息平台，并由此建立失物返还的奖励机制，并形成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配套保障。就如同前文提到的德国经验，由政府部门来操作这样一个公益性的平台，同样有效率，也不容易引发监督的难题。　　　　　朱昕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