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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市场化与体制改革风起云涌 传媒何去何从

作者:钱钢  来源:新世纪周刊  发布时间:2010/12/20 2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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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民主法治,呼唤“好的市场经济”,正是当今中国传媒的迫切使命


    2010年4月5日,胡舒立在北京访问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题为“保尔森答案”的一篇对话里,有段耐人寻味的交谈:


    保尔森:......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国副总理王岐山跟我说,“Hank,我们的老师有麻烦了。”


    《新世纪》:中国没老师了。


    许多年后,人们一定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2007/2008这个时间刻度上,有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分界线。正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人,在这个时刻遭遇逆风和恶浪。在“保尔森答案”一文中,舒立和她的同事评述:


    “许多人有一种错觉,以为中国幸亏没改那么快,如果真改了,说不定更像欧美,更容易出问题。金融危机好像不但没有成为改革的推动力,而且简直变成了不必要改革的一个根据。”


    就在2010年访谈保尔森的四天前,舒立团队与经济学家吴敬琏、汪丁丁、高尚全座谈。座谈结束时舒立说:“其实,30多年改革的经验,概括言之,无非12个字: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未来十年,中国何去何从,不但攸关13.3亿中国人的切身利益,而且也对世界的稳定和繁荣有直接影响。”


    “未来十年,中国何去何从?”舒立的提问,道出无数有识者心头的关切。这也正是本书的主旨。《未来十年,世界是谁的游戏?》这个书名,看似举重若轻,却无法让人轻松。书中的一篇篇对话,把我的视线引向世界和中国的变局,也引向舒立团队本身。未来十年,中国传媒何去何从?


    中国新闻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的重要子系统。新闻改革同样有内外两种动力。内在动力,源自传媒人对前苏联“真理报模式”的扬弃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外在动力,源自传媒市场化。告别“真理报模式”与政治体制改革密不可分,传媒市场化与经济体制改革有莫大关系。


    观察一些转型国家和地区的传媒演变历程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认为中国传媒大致有四种路向:


    第一块路标上写着“权力”。这是改革开放前的“真理报模式”:严密管制,以计划经济方式运行。这过去的历史似乎离我们已很遥远,但若改革发生严重逆转,新闻改革的内外动力丧失殆尽,媒体仍有可能倒退回30多年前。这可能性虽微乎其微,但仍应存有警觉--极“左”势力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块路标上写着“金钱”。这是一些转型国家和地区发生过的事实:威权崩塌,市场化到来,利润最大化成为传媒的最高追求,媒体进入恶质化的痛苦期。海峡彼岸的朋友曾告诉我们这种“自由到来后的苦闷”,但饱受钳制之苦的我们对这种前景注意不多,却对凭借市场化力量突破控制怀有浪漫的希冀。
 

    第三块路标上写着“权力+金钱”。这是今天的现实:畸形的传媒市场化。“真理报”那一套改变无几,却大大注入了商业元素。一些媒体被赋予做强做大的特殊地位,依附权力又试图垄断市场。这样的“市场化”没有自由平等的竞争,却处处可见计划体制积弊。


    第四块路标上写着“公器”。这条道路上的媒体,独立于权力与资本之间,把“自由”和“责任”视为一对相伴相生的永恒命题;坚守新闻理想,又能驾驭市场风浪,在传媒市场竞争中自立自强。


    中国传媒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但只有吴敬琏先生所说的“好的市场经济”,才能给中国传媒带来希望。而推动民主法治,呼唤“好的市场经济”,正是传媒的迫切使命。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翼,也是社会体制改革的一翼。


    未来十年,是攸关中国前途、也攸关中国传媒命运的关键十年。改革之路会不会受挫?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间的赛跑谁胜谁负?是否会发生经济冲突?经济冲突是否会引发政治危机?新的大戏充满悬念。


    挑战,冲突,前进,挫折......波澜起伏的新故事将一幕幕展开。


(作者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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